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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汉初“文景之治”的出现，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。
前朝秦王朝的残酷统治，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，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，田园遭践踏，庐舍被焚毁，“使天下之民，肝脑涂地，父子暴骨中野，不可胜数，哭泣之声未绝，伤夷者未起”。经济残破，人口锐减，人民贫穷到了极点，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。“民无盖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”，前朝枭雄刘邦及其文臣武将，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，对民众的疾苦，有着较深切的感受。他们作为农民军的领袖，转战南北，亲眼目睹了强大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的全过程，对秦朝灭亡有着极深的感触。因此，在汉朝建立后，调整统治政策，选取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。曹参任齐相时，“其治要用黄老术”，“大称贤相”。萧何死后，曹参继任汉朝相国，在全国提倡黄老之学。汉文帝、汉景帝等人，都笃信黄老之术，使汉初六十多年形成了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黄老政治。其核心内容是轻摇、薄赋、节俭、省刑，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。
汉初两次下令免奴婢为庶人，使相当数量的奴婢获得自由。刘邦还下达了“故秦苑囿园池，令民得田之”和“复故爵田宅”的诏令，增加了劳动力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汉初赋税和徭役同秦朝比，减轻了许多。从高帝到文、景，田租、口赋、算赋逐年减轻，甚至有时全部免掉。汉初的摇役，
规模小，又有节制，从不超期，从而给劳动人民提供了较充足的劳动时间，对社会的安定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，劝课农桑，文帝多次指出农为“天下之大本”，“民所恃以生”，“道民之路，在于务农”，因此多次下诏劝课农桑。同时，文、景等皇帝以身作则，大力提倡节俭之风，认为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。”
汉初无为而治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使社会经济很快走上了复苏之路。“孝惠、高后之间，衣食滋殖”，“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劝趣农桑，减省租赋。而将相皆旧功臣，少文多质，惩恶亡秦之政，议论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，化行天下，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蓄积岁增，户口寝室。风流笃厚，禁网疏阔”，出现了一派和平安宁兴旺的景象。
文伐第十五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文伐之法奈何？”
太公曰：“凡文伐有十二节：
一曰，因其所喜，以顺其志，彼将生骄，必有奸事。苟能因之，必能去之；
二曰，亲其所爱，以分其威。一人两心，其中必衰。廷无忠臣，社稷必危；
三曰，阴赂左右，得情甚深，身内情外，国将生害；四曰，辅其淫乐，以广其志，厚赂珠玉，娱以美人。卑辞委听，顺命而合。彼将不争，奸节乃定；
五曰，严其忠臣，而薄其赂。稽留其使，勿听其事。亟为置代，遗以诚事。亲而信之，其君将复合之。苟能严之，国乃可谋；
六曰，收其内，间其外，才臣外相，敌国内侵，国鲜不亡；
七曰，欲锢其心，必厚赂之，收其左右忠爱，阴示以利，令之轻业，而蓄积空虚；
八曰，赂以重宝，因与之谋，谋而利之，利之必信，是谓重亲，重亲之积，必为我用，有国而外，其地大败；九曰，尊之以名，无难其身，示以大势，从之必信。致其大尊，先为之荣，微饰圣人，国乃大偷；
十曰，下之必信，以得其情。承意应事，如与同生。既以得之，乃微收之。时及将至，若天丧之；
十一曰，塞之以道，人臣无不重贵与富，恶死与咎，阴示大尊，而微输重宝，收其豪杰。内积甚厚，而外为乏。阴纳智士，使图其计。纳勇士，使高其气。富贵甚足，而常有繁滋，徒党已具，是谓塞之。有国而塞，安能有国？
十二曰，养其乱臣以迷之，进美女淫声以惑之，遗良犬马以劳之，时与大势以诱之，上察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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